近年不少国际音乐家走红中国，但在本身业界却不太受认同，本栏谈及的“萨克斯风王子”凯利金(K ennyG )是一例，法国钢琴家“浪漫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RichardClayderm an)也许是另一例。

相信不少学习钢琴的朋友，都对克莱德曼记忆犹新，因为他的曲谱往往是一个关卡：先是通过其简单编曲接触到音乐的优美，但慢慢就不再满足于千篇一律的风格，认为自己应有能力超越之，起码笔者就有这样的经历。然而，毕竟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上，克莱德曼保持着“全球最成功钢琴家”的称号。据其个人网站记载，截至2006年，他在全球已经卖出一亿五千万张唱片，其中267张专辑达金唱片销量，70张达白金唱片，记录十分夸张。

克莱德曼能成为全球最多产钢琴家，似乎有两个法门。其一是将古典音乐重新编写、简化，并加入流行元素，亦不时为电影、广告演奏配乐，让钢琴音乐在普罗大众间更“入耳”(西方媒体通常以“easyto listen”来形容)。但这亦令他不被西方古典音乐界接纳，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其二，每当克莱德曼进军海外市场，惯于将当地传统歌曲、民谣重新编写演绎，令他的专辑、表演更为当地人接受，“入耳”编曲亦成功将钢琴音乐带到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前者其实是文化研究关于高档与普及文化的经典论争，后者则甚具“全球在地化”(G localization)色彩。

2013年，克莱德曼接受英国《每日邮报》(M ailO nline)专访，坦言已惯于古典音乐评论界对他的批评，指自己“令乐评人不安，因为他们往往无法将自己归类到某个音乐类型”，因直指自己“并非古典钢琴家，也不配这个称号，但从来都享受自己的音乐风格”。

那“克莱德曼音乐风格”又是什么？似乎它象征着古典音乐转向现代流行音乐，而下放至普罗大众的时代。早年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中，德国哲学家阿多诺(T heodor W .A dorno)以批判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经典文化的影响见称，而他年轻时担任乐评，音乐社会学也是他的专项之一。阿多诺提出“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概念，其中指服膺于资本主义逻辑而诞生的大众文化，纯粹取决于市场需求，形成文化商品单一标准化；置于音乐范畴，流行音乐的标准化即不断复制在市场上能够大卖的旋律，乐迷只能“被动地聆听”。相反，战后英国兴起的“伯明翰学派”当中，则不乏捍卫大众文化的意见。牙买加裔英国学者霍尔(Stuart H all)即有“加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的概念，认为即使文化商品在生产过程中，被商人、媒体加入单一意义，例如消费主义(加码过程)，大众接收文化时，并非全盘被动地接受，而懂得自行诠释(译码过程)，形成大众文化仍然有值得思考的意义，能引领社会进步。

按法兰克福学派一类观点，克莱德曼的音乐风格，自然是将古典音乐化为文化商品，透过向全球倾销从中获利的代表，无助大众领略古典音乐的美学。相反，按伯明翰学派一类观点，克莱德曼的“入耳”音乐，反而更有效地让大众认识古典音乐。

虽然克莱德曼在西方音乐界毁誉参半，但他在亚洲地区以及发展中国家甚具影响力。尤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那一代人之间，更堪称家喻户晓，因为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军中国音乐市场的“外国势力”。讽刺的是，克莱德曼借“文化大革命”的终结，而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但他最为内地听众欢迎的歌曲，正是改编演绎1976年由付林作词、王锡仁谱曲，悼念刚去世的毛泽东的“红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自1992年克莱德曼首次在中国表演至今，已举行超过30次中国巡回之旅，超过200场现场演出，遍及70个中国城市，赚到第一桶金至今，恐怕累积已是天文数字。


克莱德曼在中国成功，其实突显了中国“文革”后的文化生态。新马克思主义提出“文化工业”，就是对欧洲战后为西方文化带来一面倒资本主义倾向的文化生态作出批判。中国“文革”后，流行文化得以迅速在大众间普及，某种程度正是拜“文化工业”、例如克莱德曼所代表的“入耳”古典音乐所赐。不过西方对古典音乐有一定的基础，足以就克莱德曼一类古典音乐的流行变体做出讨论和批评；相反，中国大众经过“文革”杜绝外来文化的断层，一下子接受的就是西方流行文化，以致如克莱德曼一类音乐人流行十数年以后，仍然被奉若神明。正面点看，这反映各国文化融汇贯通的自然过程；负面点看，这是在中国庞大市场下人为扭曲的文化融合，并非音乐风格的自然拓展，终会被历史淘汰。究竟克莱德曼属于哪种，大概也心里有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