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雅音乐与通俗音乐漫议（周棉）
到目前为止，在任何一本经典的音乐论著中，尚没有“高雅音乐”、“严肃音乐”、“通俗音乐”以及“流行音乐”的确切定义。人们只是根据各自的体验和理解约定俗成地使用这些术语。道理是十分明显的，因为界定这些音乐的字眼“高雅”、“严肃”、“流行”、“通俗”等都是含义较为模糊的形容词，倘若给出准确的定义，那也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在使用这些术语的时候，有的是考虑音乐本身的蕴涵；有的是考虑音乐的传播效应和传播范围；有的是考虑音乐的结构和表现形式；更有甚者，是考虑音乐的“品味”。因此，在音乐界，粗略地分音乐为严肃音乐与通俗音乐，如(1)、(2)；或分音乐为严肃音乐与流行音乐，如(3)、(4) 都被认为是并行不悖，不会引起多少争议的。笔者在这里试图就音乐这一极为广泛的文化现象的一些倾向作初步探讨，当然也不想学究式地给出它们确切的定义，但却希望揭示这些术语的若干内涵，以利于表达作者的意图。
在音乐界较为广泛地使用“严肃音乐”这一提法。笔者以为，大致说来，这里所谓的严肃音乐，应具备如下一些特点：第一，严肃音乐应通过它所具有的丰富内涵、表现力和哲理来显示它深蕴的美，对这种美感的领略和感受，要求听众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对音乐的感受力和心理准备；第二，严肃音乐应体现民族意志和时代精神，它常常具有严肃的社会主题。实际上很难想象脱离时代、脱离民族精神能产生丰碑式的严肃音乐来；第三，严肃音乐被赋予的美感和精神具有超越时代的特点，每一个严肃音乐虽产生于历史的某一瞬间，但它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具有永恒的价值。例如贝多芬的表现与命运抗争的“第五交响曲”，虽然产生于他那个时代，但二百年来，那种与命运决战，并以光明彻底胜利而告终的激越乐章，世世代代鼓舞着世间的人们，它丝毫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消殒它的光辉；第四，严肃音乐与通俗音乐相比，它具有“凝重”的品格，以“轻漫”为主调的音乐总不会被人们归为严肃音乐的。
通俗音乐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大众性，（英语中popular music中的popular就有“大众的”、“通俗的”、“流行的”含义）即它易于被广大群众理解、接受的意思。因此和严肃音乐相比，它的传播范围要宽广得多。通俗音乐贴近生活，它以直述的方式表达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心理、希望、追求、憧憬和意志。以通俗歌曲为例，它的歌词易懂，曲调简易上口，篇幅短小，唱法随意。如民歌、革命历史歌曲、儿歌、校园歌曲乃至流行歌曲等都属于这一范畴。在这个意义下，我们很难说一个大型复杂的交响乐能属于通俗音乐。
如前所述，在具体分析一件音乐作品属于严肃音乐还是通俗音乐的时候，有时是很困难的，因为它往往同时具备上述两类音乐的特点。例如我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它有严肃的主题，激越的旋律；它属于产生它的那个时代（抗日战争时期）但它又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在中华广大民众心中，它是一把永远吹响的号角。我们都理解它，热爱它。确切地说，它应该属于通俗的严肃音乐。
上述划分的相对性还表现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的标准也不尽相同。这是由于文化、欣赏水平和对音乐感受力的差异而决定的。例如海顿和舒伯特的小夜曲，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小步舞曲在西方各国，当属于通俗音乐范畴，而在我国将它列入严肃音乐也许更恰当一些。
上述划分的相对性，从动态的观点来看，也是正确的。音乐艺术的大众化趋势是近数百年来的潮流。尤其近几十年来，各种现代化的媒体对音乐的传播以及音乐工作者们为音乐的普及所做出的持久不懈的努力，大大加速了这一过程。它使得古典音乐走出封建宫廷和贵族沙龙之后，逐渐赢得了更为广泛的听众。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通过影视的传播和唱片磁带的普及，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音乐作品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分“阳春白雪”变成了雅俗共赏的 “下里巴人”。
在通俗音乐中，“流行音乐”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应特别引起我们的关注。流行音乐是伴随现代化媒体迅速发展和传播的一类特殊的通俗音乐。它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具有很强的娱乐性质。它在我国的出现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文革时期极端化了的音乐观的一种反叛。十几年来，已经出现了诸多不同流派的流行音乐，这些流行音乐中部分具有旋律优美，歌词直白，易于抒发亲情、友情、爱情、乡情，且音域不宽，便于青年群众演唱等特点。在这方面，有以施光南等作曲家为代表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创作的优秀歌曲；以邓丽君演唱风格为代表的爱情歌曲；以众多港台歌星为代表的都市市民流行歌曲等。在流行音乐中，还有由于受摇滚乐(rock)的影响，形成的以崔健为代表的中国摇滚乐和“西北风”。它们的强烈的批判色彩和渲泄功能，引起了不少青年人的共鸣。
从流行音乐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应该看到它们的积极的一面。这些音乐在陶冶人们情操，愉悦人们情感中确实起到某些严肃音乐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如流行歌曲里的“思念”、“烛光里的妈妈”、“绿叶对根的回忆”、“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等，内容无可挑剔，风格清新自然，旋律优美动听，较好地发挥了音乐的社会功能。因此简单地把“流行”和“低俗”，“非流行”和“高雅”划上等号是不恰当的。但若不承认音乐有高、低、文、野之分也是一种幼稚。应该看到流行音乐从总体上说较少关心严肃的社会主题；在艺术上，它们追求青年人易于把握和引起共鸣的形式，放弃了对较高层次的领略和追求。 “流行音乐的全部结构都是标准的”(4)。这种标准化乃至“模式化”来源于它的商业化的倾向。因此，它们往往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给人以来去匆匆的感觉。这种流行音乐为了吸引青年人的参与，渲染和夸大了渲泄功能，它促使年青人在乐曲声中寻求有过的以及不曾有过的感情刺激，去实现如愉悦、伤感、痛苦、迷惘、困惑、孤独的各种人生体验。然而这种体验不少是苍白的，它弱化了音乐应有的积极的社会功能。更有甚者，少部分青少年由于在过分热衷的外在渲染的刺激下，不由自主地加入了歇斯底里的“追星族”的行列，在思想、感情、品位上都受到十分消极的影响。
我国著名音乐指挥家郑小瑛，“赞成将严肃音乐改称为高雅音乐，虽然不是完全准确的提法，但比严肃音乐的提法给人一种过于严谨认真之感，从而加大了与听众的距离要好。”(1)笔者认为这一建议是很好的，是易于为人们接受。只是想补充一点，我们所说的高雅音乐，除去严肃音乐以外，在通俗音乐中品位较高的、确实是雅俗共赏的也可以列为高雅一类。
高雅音乐和通俗音乐的关系是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关于普及和提高，毛泽东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5)在通俗音乐有着广泛影响的今天，理应着力普及高雅音乐，全面发挥音乐的社会功能，以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然而，由于时间的久远，空间的差距，以及音乐品位的悬殊，使得这种普及工作遇上了一系列的障碍和困难。使人感到忧虑的是，高雅音乐的阵地在日益蓬勃发展的流行音乐面前，正在不断地缩小。例如，1994年元旦的新年音乐会实况转播时，（报纸上早就造了舆论）徐州电视台文艺部，跟踪采访了青年人聚集的场所，大学校园、卡拉OK厅等，竟无一收看中央花了大力气搞的两台高雅音乐会，充斥街头巷尾的仍是些港台歌手疲惫的噪音，甚至连幼儿园小朋友也咿咿呀呀呀地唱着那些情爱的“东西”。这一切怎么不引起我们的沉思，我们的高雅音乐何时才能走出神圣的乐坛，成为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少年所喜爱的音乐呢？
新年前后，乐坛上清风徐来，“新年音乐会”、“新春交响音乐会”、“各民族心中的红太阳”、“清晰的记忆”、“人间正道是沧桑”以及被誉为民族之魂的“明天”交响乐的公开演出，使高雅音乐如滚滚春雷横越长空，顿时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这些活动不仅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各级党政领导组织的鼎力相助。江苏省委主持组办的中国民族音乐研讨会和演唱会，在古城南京所引起的轰动，充分说明了高雅艺术的振兴同样也离不开党的领导。在这里我们想重温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九年十月卅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致的祝辞；他老人家在《祝辞》中展示了我国新时期的光荣使命和美好前景时指出：“…… 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时期……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如果我们离开了邓小平同志“两手抓”的谆谆教导，离开了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文艺方针，那就只能使我们的音乐艺术误入歧途。希望各级党的领导，继续对提倡高雅音乐给予更大的关怀，把它作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切实加强对高雅音乐创作和演出的投入和扶持，有分析地汲取、借鉴世界各国在弘扬民族文化，提高国民音乐素质上所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以促使我国高雅音乐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在音乐的传播中，传媒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条件，一方面我们应该肯定新闻媒介在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双百”方针方面的主流是好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无忧虑地看到有些新闻媒介，为了追求商业利益，不遗余力地为一些港台歌星并不高明的演唱而大肆吹捧；为适合一些格调低下的小市民情趣，津津乐道传播“星”们的婚变艳史；不惜重金请港台歌星频频亮相。这些的确带来了十分消极的后果，“追星族”的大量涌现就是一个明证。正因为新闻媒介的正确导向对弘扬高雅艺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们希望新闻界的有识之士，和音乐工作密切配合，为高雅音乐的普及与传播共同努力。
无论社会的整体环境如何，对高雅音乐的普及，广大音乐工作者也是责无旁贷的。因此我们必须抱定放下架子，深入群众，服务社会的宗旨和决心，象中央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江苏省歌剧舞剧院等文艺团体一样，把一些具有高格调和高品位的音乐（包括交响乐），送进校园，送到社会，这样必将逐渐赢得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听众的欢迎。反之，如果音乐工作者，在象牙塔中自命清高，孤芳自赏，其结果当然只会落得一个曲高和寡、寂廖清冷的局面。
国家教委对学校音乐教育已开始重视，并明文指示：不准在课堂上教唱流行歌曲，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也指出，要在高中开设音乐课。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教委《中小学音乐教育》杂志副主编周大风，近期在考察中小学教育工作后，忧虑地说：“卡拉OK冲击校园已有几年，这相当有害，因为卡拉OK是纯模仿行为，没有音高音低，不能快不能慢，更不能渐快渐慢，与音乐教育本身的规律相违，只能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对中小学的音乐教育是极大的破坏”。周先生还说： “中小学生身心尚未成熟，他们很容易被误导，走向音乐教育的反面，我们应该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如果让卡拉OK这样机械性模仿性的行为影响这些正在走向成熟的中小学生，那么，他们的层次将会越来越低，他们的智力会被扼死，那么我们造就出来的下一代就会令人失望……”。以上种种，再清楚不过地表现了教育主管部门对青少年学生学习高雅音乐的意愿和决心。所以广大音乐教育工作者，应该端正态度，抓住时机，切实履行教育工作者自己神圣的职责，严格按照音乐教学大钢要求进行教学，以努力提高整个民族的音乐素养和水平为己任。这其中，中小学音乐教育是整个国民音乐教育的基础，它在提倡高雅音乐和抵制不健康的流行音乐方面起着主导作用，甚至能影响整整一代青少年的艺术情趣的高低，因此更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但是，目前国内的音乐教育状态仍不能令人乐观，不少学校的音乐教学在整个教学中还处在可有可无的或无足轻重的地位，经费十分匮乏，音乐教师缺额比例很大，教材有而不用，这些因素制约了音乐教学的正常进行，极大地阻碍了学生音乐素质的提高。我们在通过各种渠道呼吁社会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音乐教育的同时，也不应等待，叹息和埋怨，而应通过自己切实努力去改变目前的状况。
我们认为，在音乐教育中，要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原则，在教学中，要选择那些既有民族风格，又具有时代气息的作品，力求适合青少年的接受能力和审美情趣，为青少年所喜闻乐听（乐唱）并能使他们在高雅音乐的欣赏和学习中，获得美的享受；还要努力组织学生参加丰富多采的音乐实践活动，使学生通过学习和参与真正感受到音乐是通过音响诉诸情感的艺术。逐步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启迪他们的幼稚心灵，激发他们的革命激情。我们坚信，只要这样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坚持下去，积极提倡高雅音乐，努力普及高雅音乐，广大青少年的音乐素质乃至整个文化素养一定会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